董新有（北京）
马勇的诗集《夏日的絮语》带着泥土的芳香与当代诗学的精微转向与读者见面。在汉语新诗面临意象堆砌与情感泛滥的“过剩”时代，马勇以近乎执拗的简约完成了一次沉默的逆流。这位来自云南昭通的回族诗人，身兼高级农艺师与诗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将土地的节制与语言的精耕细作融为一体，创造出每行不过十字、全诗不超十行的微型篇章。这并非形式的游戏，而是以“少”的哲学对抗“多”的浮泛，以“絮语”的微光映照“宣言”的眩目。
一、根须与星光双重身份的诗学交融
理解马勇的诗歌，必须进入他农艺师与诗人的双重视野。长期与土壤、作物打交道的农业科研者，天然带有一种“根性思维”。这种职业素养迁移到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其诗学的重要基石。每一个看似平常的汉字，都像一粒饱含生命力的种子。例如在《无须翻页》中：“打开，黎明的扉页，气象，万千，突奔，眼底，合上依恋的黄昏，流泻月色和，那迷人的销魂，星晖。”名词与动词的极简组合构建出时间流逝的完整叙事，唤起了对微小尺度的敏锐感知。与此同时，作为回族诗人，马勇的写作浸润着精神性的维度。在《焦虑》中：“泥土，祖先，那远古风化的岩石，凝重厚实，布谷鸟的春天催种忙，根系家族，交头接耳。”泥土下的“交头接耳”既赞美了自然界的灵动，也隐喻着社会焦虑。农艺师的“向下”凝视与诗人的“向上”仰望，在其最短小的诗行中达成了奇妙的平衡。
二、减法的诗学：极限形式下的意境开凿
《夏日的絮语》在形式上的最简约，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标签。每行一至二字，全诗不超十行的体式，犹如为诗歌建造了一座“禅室”，迫使语言在极限的压力中迸发钻石般的光泽。这种形式探索接续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少总多”的美学追求。在《恒》中：“谁能，修复青蔓的潦草。”诗人利用提问激活了文字，以最少的代价打开了苍茫无垠的想象空间。阅读这样的诗，需要读者调动感知去“填空”，这正是古典诗学“意境”说的现代表达。更重要的是，这种极限简约构成了一种抵抗姿态。在“注意力经济”时代，马勇的短诗如同一个个精心设置的“注意力的锚点”，强制读者停顿、凝视、沉思，使阅读行为本身慢下来，变成了与文字、与自我、与存在的一次静默交谈。
三、日常的圣显于微物中见灵光
马勇诗歌的另一个核心魅力，在于他赋予“日常”以“灵光”的能力。在《哦》中：“路漫漫，理性的缰绳，激情的野马，浑然盘古，同猿并行，相得益彰，演绎，世间风云，秋色，平，分。”他用平实的文字写出了历史的厚重。诗人没有抒情议论，只是呈现。这种“于微物中见灵光”的写作，与诗人的农学背景深刻共鸣：农业教会人尊重每一株苗、每一寸土，将这种态度移情于诗歌，便是对每一个词语、每一次情感颤动的同等尊重。在《吹向》中：“带伤的狂风，接受，海阳蒸疗后，吹向，弥漫阴霾的，天，空。”那种扫清万里埃的浩然之气，变成了可视化的内含张力。诗人自身的创作论诗，便是蜷伏在平凡词语腹中的那声惊雷。
四、絮语的意义在喧嚣时代的诗意栖居
《夏日的絮语》这个书名本身，便是一种诗学立场的宣示。“夏日”是丰饶、热烈的季节，而“絮语”则是零碎、轻微的低音。两者并置，构成了张力：在最盛大的时节，选择最谦卑的言说。在一个话语往往沦为表演的时代，这种“絮语”式的写作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美学谦逊与伦理真诚。它不企图征服、震撼，而只是邀请、分享与暗示。更重要的是，马勇的诗歌为我们示范了一种“诗意栖居”的可能：诗意的栖居并非要逃离日常，而是学习以一种专注、凝情、充满惊奇的目光，重新打量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周围世界。
综上所述，马勇的《夏日的絮语》是一部以极致形式承载丰饶内涵的独特诗集。它根植于诗人农艺师与写作者的双重生命经验，在泥土的坚实与星空的深邃之间架设桥梁。马勇为我们标示出一条值得珍视的路径：在喧嚣中保持静默，在繁复中追求简约，用几个精心择选的汉字，重新为世界赋形，为心灵筑居。这，或许正是“用普通文字点亮诗意人生”的最真切写照。
董新有 中华文化促进会文旅创新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诗歌、散文集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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