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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2020-07-28 10:55 中华文教网 往事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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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伟把相机推到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离他的拍摄对象钱钟书只有0.45米远,钱先生没有丝毫紧张,竟然在镜头前微微地笑了。快门声响,瞬间定格为永恒。
      一星期后,看到照片的钱钟书对邓伟说:“这就是我。

      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钱钟书>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邓伟领到了学校配发的海鸥205旁侧取景照相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刚经历过磨难的文化名人拍照,理由很简单,这些人多生于清末,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巴金、沈从文、茅盾、萧军、丁玲、冰心、叶圣陶、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钟书、萧乾、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邓伟完成了自己的致敬和抢救,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一代大师最后的风采。
             1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微微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回到家,一头雾水的邓伟跟表姐说,这位老画家光给我吃炸咯吱,巧克力,对我的画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邓伟父亲笑着说:“要向老师虚心学习,这是缘份!”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
      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做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17岁的邓伟还无法理解,眼前这位微笑的老头儿可不止是画画的“英雄”。生于1907年的李可染,九岁时已被人上门求字,十三岁拜徐州画家钱食芝为师,十六岁入刘海栗所办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二十五岁创作《日本侵华史》,三十五岁所作水墨写意画《牧童遥指杏花村》被徐悲鸿订购,四十岁拜齐白石为师,并收到白石老人“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的评价。
      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
      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邓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有一天,老头儿突然一字一句地教邓伟背诵苏轼的《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后来的日子里,邓伟已经记不清自己给老师背过多少遍《留侯论》。
      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篇古文对老师的意义,当年李可染的名作被批为“黑画”,所有展出的画作全部撤下,精神重压之下,他的高血压一度发展到失语、头颈僵直到连回头都困难,只能用笔和家人交流。
      所以,给邓伟讲《留侯论》开头那几句话既是慰藉,也是宣泄。不过,当一代大师只能向一个高中生宣泄时,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呢。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系里给每人发了一台海鸥205照相机,他拿着相机到老师家里“显摆”,给李可染拍了好几张肖像照片,洗出来被很多报刊要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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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可染
      入学后的一天,邓伟对老师说,他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再不拍就来不及了,李可染一听愣了,“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两人许久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李可染对邓伟说:“那就拍吧,我也帮你介绍几个文化人。”
       1979年2月,邓伟的拍摄计划正式开始,通过老师的推荐信,他飞到广州拍摄了著名画家关山月和古文字学家容庚。
       从那时起,邓伟的人像作业常在班里造成轰动,张艺谋他们顶多到大街上拍个工农兵,可是邓伟的照片里却都是“大人物”的肖像,连老师都不知该如何点评。
                 2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钟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一位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在厚厚的名册里,给邓伟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钟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女士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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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
      临出门,钱钟书送了邓伟一本自己的小说《围城》,杨绛也送了一本她的书《干校六记》。

              3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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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
      梁漱溟一辈子没说过违心的话,即使在“批孔”的狂潮下,他仍以《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表明己志,对于批判过自己的大儒及挚友冯友兰,梁漱溟拒绝参加其九十寿宴,并在给冯的信中写明原因,“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几天后,邓伟走进了冯友兰的家,来之前他读了冯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他斗着胆子问这位比梁漱溟小两岁的哲学家:“您在‘批孔’中写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
      冯友兰出乎意料地平静,他看着邓伟,“你懂哲学吗,就跟我谈这个问题。”邓伟说,“我没学过哲学,也没资格跟您谈,但您让我来了,我想跟您请教。”冯友兰没有再说话,邓伟给他拍了一张彩色照片。
      第二次去,冯友兰还是一副不欢迎也不拒绝的态度,自己在那儿写毛笔字,邓伟见老人不想说话,就抓拍了他聚精会神的样子,这回拍的是黑白照片。临走前,冯友兰突然对邓伟说,“小子,给你写几个字吧,回去慢慢看。”邓伟接过来一看,是杜甫的一句诗:意匠惨淡经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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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4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帮”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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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乾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年代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把他救了回来。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萧乾在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都活得更长!”
      那天用拳头砸完椅子,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对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那就只好打。”
      在邓伟拍摄的文化老人里,有倔老头萧乾,也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冰心,她给萧乾起了个昵称叫“小饼干”,因为萧乾原名萧秉乾,谐音就是小饼干。
      冰心老人的家在民族大学里,屋子不大,邓伟的相机三脚架都支不太开,冰心说她和先生吴文藻共用一张写字台二十几年,住在这儿图的就是离城里远,清静。
      邓伟和老人谈起她的作品《给小读者的信》,冰心高兴地对着镜头说起了当年写作的情景,照片出来后,邓伟拿着它给小朋友看,孩子们都说,“老奶奶对着我们说话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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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
      让邓伟感到温暖的另一位老人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他家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有两棵大海棠树。叶圣陶是苏州人,18岁时当过小学教员,当时自认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特别是碰到天性顽劣的孩子,除了训斥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因此常为自己是个不尽职的老师而苦恼。
      小学教员的日子让他觉得苦闷,日记中甚至有“上课越觉无精神”、“如坐针毯,时思引去”、“见诸生如见鬼魔”的话语。那时候的叶圣陶肯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教育家。
      在院子里拍照时,叶老指着海棠树对邓伟说,“现在还没到结果的时候,等到结果了,给你摘几个海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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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圣陶
      老人们的宽厚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幅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59年生的,属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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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
      邓伟这时才意识到,他在拍照之前要研究拍摄对象,而这些前辈大师也“研究”过他。

                 5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三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
      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他的存在,连手上的烟都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艾青问他,“你拍了吗,我希望读者们只看到我写的作品,但你如此投入拍的这张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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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青
      后来拍摄杨振宁时,邓伟也用了这一手,他把相机架在杨先生的实验室里,焦点已经调好,快门线就在手里拿着,希望捕捉到这位诺贝尔得主标志性的双手合掌。
      那天雪下得很大,杨振宁给学生进行论文辅导,很快就把邓伟给忘了。又过了一会儿,杨振宁被学生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他碍于面子没有去查资料,就说让我想想,当他在思考中第二次作出双手合掌的动作时,邓伟按下了快门。
      按下快门后,邓伟把拍照的事儿忘了,也投入地听着一点不懂的物理。杨振宁停下笔,拿过一张纸给他写了一句话:诗词有意境,摄影亦有意境。

      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杨振宁
      这两回是邓伟拍摄计划中少有的奢侈机会,遗憾始终伴随着他的相机。
      为茅盾拍照时,久未露面的老作家一直在和访客交谈,再加上室内光线较暗,邓伟没有拍到传神的照片,他和茅老相约春天再拍,但天不遂人,这几张照片成为茅盾逝世前最后的留影。
      在上海华东医院为巴金拍完照,邓伟马不停蹄地赶到复旦大学,却还是错过了数学泰斗苏步青,工作人员告诉他,苏老要到北京开会,刚从办公室离开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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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
      邓伟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到人口学家马寅初,守在马老门外的家属先是要电影学院的介绍信,然后是文化部的介绍信,最后是北大的介绍信,办齐手续的邓伟依然没能进门。
      透过半扇敞开的门缝,邓伟看到了在院子晒太阳的马寅初,他只能隔着门大声问候,无法再近一步,直到老人去世也没能见上一面。

                  6
      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他担任摄影的电影《青春祭》获得了第6届香港金像奖评选的十大华语片第八名,老同学张艺谋多年后还对他的镜头运用印象深刻。
      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张艺谋、邓伟、顾长卫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照片里那些身穿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文化老人,触动了正随改革浪花奔向商海的人们,邓伟收到了几大箱子的读者来信。
      1988年中秋节,邓伟到李可染老师家看望,老头儿 “啊”了一声,“你来了?有一年没见面了吧?你生我的气了吗?我还欠你的画呢。”邓伟说就是太忙,哪能因为画的事就生老师的气,李可染说:“我也忙,要忙着画应酬画,不画不行啊!这样的环境,能毁了一个画家。”
      看到邓伟带来的新疆葡萄,李可染马上摘下一颗,边吃边说:“真甜!就是小了一点,你怎么没给我买大的呀?”邓伟还像小时候一样,把老师的玩笑话当真了,老实地说:“新疆的葡萄都是这样的。”
      临近中午,有事在身的邓伟来不及在老师家吃饭了,李可染抓起果篮里四个大苹果塞给他,头一次把徒弟送到了屋外,老人站在门口不住地招手,“我还欠你的画呢!我还答应给你画张画呢!”
      这是师徒两人的最后一面。
      1990年春,准备去英国拍摄世界名人的邓伟到钱钟书家告别,或许是感觉到他对前路的彷徨,钱先生没有再过多谈及邓伟的新计划。道别时,杨绛给了邓伟一个信封,说“穷家富路”,不善谈钱的邓伟没有打开。回到家后看到信封里是八张崭新的50元面值人民币。
      为出国花光积蓄的他用这400元买了一个铝制的摄影箱,一用就是十几年,陪他走遍了世界五个大洲。
      1997年,短暂回国的邓伟在医院探望了钱钟书,老人平躺在床上,头发被理光了,没有戴眼镜,脸上不见了调皮的神情,认出邓伟时,眼角淌出了泪水。
      邓伟告诉钱先生,自己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设想实现了,老人费力地发出含糊的声音,“好,不容易”,头在枕头上来回蹭着。邓伟流着泪在留言本上写下“我非常想念您”。第二天,杨绛女士给邓伟的母亲打了电话,“你儿子有出息了,还来看我们,真是瞧得起我们。”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与世长辞,临终前留下的话是“肯辞花圈、不留骨灰”。遗体火化前,杨绛女士将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了钱老的身上。
      十年前,钱老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沈从文先去一步,临行前家人问他还有何要说,沈从文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沈从文
      赤子其人,风骨凛然,生于20世纪初有独立精神的那一代学者就此远去。

                7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最快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闪耀,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1988年,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邓伟独自去新疆爬天山。正巧那天他的老同学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也在天山拍电影,架好摄影机后,肖风他们看见山上有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全剧组都等着这个人走出视线。
      过了好久,等不及的肖风把长焦镜头推上去一看,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像是邓伟,赶紧把导演叫过来:“军钊,你看看像不像邓伟?”导演看完惊讶地说,没错儿,就是邓伟。毕业后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都蒙了,拿着剧组的大喇叭朝着千米远的地方喊邓伟的名字。
     正在爬山的邓伟隐约听见有高音喇叭在喊他,心中一惊,登山前当地森林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过,遇到偷猎的人,他们会先用喇叭喊,如果对方不停下,他们就会开枪。邓伟当时心想,坏了,肯定是把我当成偷猎的了,马上拼命地回应高音喇叭的呼喊,然后沿着雪线走了下来。
     看到下来的人果然是邓伟,肖风和军钊都迎了上去,满脸不解地问,你一个人在那儿干嘛呢?你不是有病吧?邓伟的回答逗笑了提问者,也逗笑了在摄影系同学会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所有人,他说“我在磨练意志,因为我要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
      钱钟书那代文化人有多倔强,今天的后浪已经不知道了
                 邓伟
      1978年,邓伟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海鸥205,那年有个叫肖全的小伙子在前门花了169块钱也买到了这台上海牌、江西产的相机,两人先后开始拍摄人像,一个与时间赛跑,抢救行将故去的历史,另一个凭感觉漂流,寻找正在闪耀的后浪。
      肖全纪录了英勇,邓伟定格了脊梁。
      今天,历史还是历史,后浪却已不再张狂。

      文中所用肖像照片出自邓伟摄影集《中国人》(五洲传播出版社)

      部分参考资料:

      [1]《学画记》,邓伟

      [2]《门轻轻地敲:邓伟文集》,邓伟

      [3]《中国人》,邓伟

      [4]《记忆的暖光》,张泉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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