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的治学之路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1937年生。1953——1956年在聊城三中高中部读书；1956——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五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1967年1月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1975年5月开释，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五年。1979年以受江青诬陷迫害的名义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8年任编审，1997年退休。退休后，从1998年开始迄今一直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与王广宇合著《问史求信集》，该书到2013年出版社计印刷四次；2015年出版《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2020年出版《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
         
                  2017年和毛泽东与江青女儿李讷合影
      我的童年充满苦难。我是山东聊城人。出生于1937年。家庭是历代务农的农民，没听说在我们家历代有做官为宦的，也没听说有人读过多少书靠知识为生或做事的。总之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爷爷死的很早，他上辈我就更不知道了。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才十三岁。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在鲁西北堂邑县——它在二十世纪50年代被撤消，一半归了聊城，一半归了冠县，我的家乡属聊城。这一年，我们那一带闹大灾荒。堂邑县几乎成了无人区，路上经常看到饿死的人，真是饿殍遍野。因为年龄小，我对日本侵略中国没什么印象，我也不记得见过日本人。60年代，在北京办过一个关于日本的展览。很多中国人看到太阳旗很愤恨、痛恨，我没这个感觉。为什么？关于日本侵略，我都只是从书本上和电影中看到的。
      日本打进中国，当时中国就出了皇协军，即投靠日本和帮助日本的汉奸军队。那时家里没粮食吃，挖野菜，吃树叶。恰在这时，即1943年的春节前后，我父亲被皇协军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奶奶、母亲、妹妹和我。因为没吃的，奶奶也去逃荒了。
      和我父亲一起当皇协军的，有我们村上的一个人，还管点事，告诉他：还有一家老小，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我父亲就这样跑回来了。他跑回来后，就马上带着我们母子三人去黄河南逃荒了。我们去的一个村庄叫四间铺，住在一个大车棚子里，父亲把我们母子三人安顿好后，又去找我奶奶。找到我奶奶回来后，又和逃荒的伯父一家汇合在一起，移住在开河镇（属现在山东汶上县）。我当时六岁，伯父家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我每天带着他沿街乞讨。每到一家，我在前面喊：“奶奶呀给点吧！奶奶呀给点吧！”主人送点东西来，一块馒头或窝头，我弟弟就跑去接过来。我们兄弟二人一起讨饭这个事，我伯父到解放后还戏弄我，见了我常常说：“奶奶呀给点吧！奶奶呀给点吧！”
      在黄河南逃荒一年左右，1944年回到老家。灾荒过去了。我到了读书的年龄。跟村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读过两年私塾。  1947年家乡解放后，又到邻村读初小三、四年级。1950年，十三岁，才到十几里外的完小读四、五年级。十五到十九岁读完初高中（初中是插二年级班，又提前半年毕业，即只读一年半），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制五年，1961年毕业，又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跟关锋学习中国哲学史，也做红旗的一些工作。1966年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7年一月中央办公厅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时间仅一年，1968年一月，因送一封给江青的群众来信，她不满意，诬我为“坐探”，是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钉子”，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开释后，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红旗杂志社党委以受江青诬陷迫害名义给我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这就是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下面着重谈谈我治学的情况。我的治学之路，可以说从大学毕业后开始或算起。
      1962年（时年25岁），我在红旗杂志工作时，看到8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有华君武的一幅叫做《无题》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漫画，《中国青年报》约稿单上作为一个题目列出来。我看后很感兴趣，就动手写了这个题目的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热心的曹柏锋编辑看了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一条马克思的名言：“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学会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马克思这条名言是为我这篇短文“点睛“的。九月二十二日，我这篇短文在《中国青年报》的“青春寄语“栏目发表。全文如下：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华君武同志在《无题》的漫画（见1962年8月4日《光明日报》）中，画了一个不倒翁，并在它身上写着“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大概这八个字就是不倒翁先生的处世方针。我觉得，这虽然是一幅漫画，但实实在在是我们生活中一些人的维妙维肖的画像。照他们看来，“出头的椽子先烂”，因此，人在世上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世无争，——从而保证一辈子平安无事，什么错误也不发生。
      大概这些人也知道，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的。猿学会用两条腿直立走路，学会用两手操作工具，这是猿变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达到这一步，猿是经过了摔跤、甚至“牺牲”的艰难、缓慢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些“聪明”的猿为了不摔跤，照旧用四肢爬，甚至还讥笑那些学走路摔了跤的猿。然而那些不怕摔跤的“愚蠢”猿，经过亿万次的摔跤，却变成了人——最高级的“万物之灵”。这样说来，我们人类倒是应当感谢那些不怕摔跤的猿呢！
      猿变人的过程，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了。但是我们在婴儿学走路的过程中还是可以领悟到这样一条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
      其实，学习走路何尝不是如此呢，学习各项工作（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科学研究）也莫不如此。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做工作，那么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人们正是“吃一堑，长一智”接受了错误和挫折的教训，而逐步变得聪明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也就是犯错误的总和。当然，我们提倡不怕犯错误，并不是对人民事业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在工作中一举一动都应当从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只要我们真正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一定可以避免犯方向性的错误。即使错误已经产生了，也一定能够迅速纠正错误。总之，错误不应当成为我们的包袱而阻碍我们前进。有些人以为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就不会受到批评，殊不知，不做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它同在工作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不革命而走倒退的道路，一个是在前进中暂时遇到挫折。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反对不积极工作而坐享其成的人。至于有些人，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犯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和同志们为了帮助他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而给予他必要的批评甚至处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应当因此惊慌失措起来。犯了错误而挨了批评或者受了处分之后，不仅没有消极起来，而且更加积极起来，应当说，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好同志。
      “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事实；但不是生活的真理。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学习那些“出头的椽子”——即走在生活前头的人。他们忍辱负重，披荆斩棘，勇敢地为大家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们在前进中即使犯了错误（他们在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变失败为成功之母，——他们这种勇敢追求真理的精神，毫无疑问，也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尊敬。
      我没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发表《“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篇短文是我的处女作。“秋日桂花香”，我的心情很高兴、很愉快！
我这篇短文发表后，被广览报纸的毛泽东主席看到了，9月24日，他就在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这篇短文的地方写了这样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这个批语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印发。
      这个批语我一点也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我的领导和导师关锋知道，但未告诉我，他后来解释：“怕你骄傲。”直到1991年帮薄老（一波）写书时，才在一本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毛主席这个批语。
      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这个批语，给我带来很大的荣誉。
      ——红旗杂志副总编兼秘书长邓力群见到我就问：“你怎么不给红旗写文章啊？”我告诉他：“我还不会写文章，不敢给红旗写文章。”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邀我参加座谈会，会后用我从来没吃过的好饭菜（有八九个）招待参加座谈会的人。
      ——新闻系即将毕业的学生要写毕业论文，访问我，问我怎样写文章？
      ——我这篇短文被收入《报刊评论选》一书，我这个小人物的短文也忝列一批大人物和大名人（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陶铸等等）的佳作之后。
      ——还有人分析和评论我这篇短文，做了很高的评价。
      我认为如此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引起的。其实我这篇短文对华老的这幅漫画有误解，认为他画的人物是“不倒翁”——这不对，华老亲自予以纠正，他重画这幅漫画，彰明较著地写上“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永处襁褓”这句金玉良言赠我，并给我一信：为了避免你的误解，我在这幅漫画上增加了“一个奶嘴”。
      1980年我重新回到红旗杂志，也重新做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过程中，陆续写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思想的文章，集中编辑起来，1997年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阎长贵学术文集》。1997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
      退休后我主要从事回忆和研究文革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1988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青山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40多万字的所谓纪实小说《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本书就是写我的，用的名字是我真名的谐音字“阎昌魁”。此书胡乱演绎，说我是“江青机要秘书兼江青办公室副主任”（而事实是：组织根本没给江青设过什么专门为她服务的办公室），“小阎就等于半个江青”，江青要我整总理和“三老四帅”的材料，又叫我把“四帅的历史材料……交给造反派”，还有什么参与制造“杨余傅事件”，如此等等，任意编派，给我名誉造成极大损害。他还写了“传记文学”《江青沉浮录》（中国新闻出版社和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造谣说我是黄色电影“狂热的爱好者”。对林青山这两本书我1989年4月8日以“政治诬陷，损害名誉”的案由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这场直到1992年历时三年多的官司我胜诉了。
      经过这场官司，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也扬同志登门劝我。他说：“你不写回忆文革的文章，别人写你，林青山不就以你为原型、以你给江青当秘书的经历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吗？你还和他打了一场好几年的‘名誉侵权案’的官司，因而你给江青做秘书的事情全国很多人都知道了，林青山写的究竟是真是假，你不想和不需要做点说明和澄清吗？官司虽然胜诉了，你就没话可说了吗？”他停顿一下，又说：“我知道，你是学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出了书，但我觉得你写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恐怕比你写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文章还有价值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文章别人可以研究可以写，而关于你在文革中的经历和你所知道的文革的一些情况，你不写，别人没法代替……”王也扬研究员这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把我说动了，我认为他说得对，我确实应该写点回忆和研究文革的东西，以为厘清和恢复文革真相，做点工作，尽点义务。这样我才逐渐地从1998年开始注意回忆和研究文革的问题。
      从此我就走上回忆和研究文革的道路。陆续写了几十篇文章。2009年4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王广宇合著的关于文革的《问史求信集》，该书到2013年1月出版社已第四次印刷，受到舆论好评；2014年出版《中南海文革内幕——江青首任秘书亲历实录》；2017年出版《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访谈纪实》；2018年出版《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2020年出版《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
      关于文革的东西在中国国内（即大陆）长期是“禁区”，我关于文革的书（还主要涉及大人物、敏感人物江青），好几本是在香港或用香港的书号出版的。只有一本我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是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也是国内出版的，它并没通过完全审查，但有关部门说就出吧，不注出版社的名字——这本书就是这样出来的。
      在如何回忆和研究文革问题上，我很同意陆小宝先生的观点。他经历了清华大学文革的全过程，他说：“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中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不到公正待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我认为陆小宝先生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究竟应该怎样回忆和研究文革？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告诉我们：“写历史嘛，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著名党史专家李新，他特别称赞范老这种写历史的精神，他说：“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正好在‘大跃进’时期，写到这里，他大胆地把隋炀帝好大喜功、爱吹牛说谎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写到书上了。这种敢于写真史、说真话、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参见《李新回忆录》第356、385页)还有一位经历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多年的孙怒涛先生出版了一本叫做《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的书，他在这本书中说：“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遵照老一辈史学家的教导以及文革亲历者的良知（或良心），应该以习总书记说的“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十字方针来回忆和研究文革；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文革的信史、真史，也才能真正使人们接受十年文革即“十年浩劫”的教训，使文革的灾难不再重演。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
      现在我有五本书：1、《问史求信集》；2、《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3、《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访谈纪实》；4、《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5、《关于文革文集》（未刊书）。这几本书都是涉及或涉及到文革，被纳入现代文库，这表明我关于文革的书还有它一定的历史价值，值得肯定，我对此深感欣慰，这也说明我这一生没有白过，对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没有白做。
     我写回忆录完全是根据周恩来总理讲的“亲历、亲见、亲闻”三原则。孔圣人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见《论语为政篇》）马克思指出：“讲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138页）不论做事或为文，我一生都忠实地把孔圣人和马克思的教导奉为座右铭。以上所述就是我关于治学之路的若干过程和想法，谨公诸社会供广大读者一哂和批评。
  （写于2020年11月，北京）
            
                   左起：阎长贵（江青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1967年5月1日上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负责同志参加中山公园游园会遇阻，到故宫警卫连部休息。该照片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摄。
             
                  前排为当时党、政、军部分领导同志，左数邓力群、余秋里、丁关根、宋平、杨尚昆、某军委领导、乔石、薄一波、朱镕基、胡锦涛、胡绳等，作者后排左数第四人。
            
                 阎长贵先生接受人民艺术家网记者马金星采访。
                 责任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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