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创新艰苦奋斗的一生

       我认为船山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他终生不渝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六经责我开生面”、不因循守旧，勇于批判继承，敢于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不屈不挠、不怕艰难困苦的奋斗精神，和他对崇高的人格要求与传统美德的坚守精神。

       一.终生不渝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船山生活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年代，处在民族和国家的危难之中。他一生充满着爱国的情结。当他听闻“北都之变”，明朝危亡，曾痛哭流涕，数日不食，并写成悲愤诗一百韵。当明最后一位藩王桂藩子永明王起事抗清，称号肇庆，船山曾举乡兵响应。失败后，经留守桂林的瞿式耜举荐，为永明王朝行人司行人，这就是船山称为明遗臣的由来。他反清复明，壮志未酬，因不满奸臣王化澄陷害忠良，三上书弹劾王结奸误国，险遭王化澄杀害，幸得营救后逃避荒山，历经艰险，回到家乡之后，决心“退伏幽棲，俟曙而鸣”。这期间挟持了永历帝的明臣孙可望遣将李定国出衡州，想招夫之，夫之不从，写了一首著名的章灵赋词，充分表达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国破家亡的悲愤。瞿式耜战死桂林，孙可望李定国先后溃败、永历政权最终灭亡。船山经历了艰辛的流亡生活和苦难的岁月，改姓名、穿瑶服、住岩洞，他始终“异事同情，初衷一致”，他终生不薙发（不剃头），不忘国耻，潜心治学数十年，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探索救国救民之真理，“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臣，存亡与共”、“故国之威，生死不忘，其志洁而芳，其言哀以思”、“不降不辱，与古逸民贞士并垂不朽”、“不屈於外，不挫於内，探天下之精蕴，契性道之流行，知其所以然，行其所当然，而言其所同言，举凡所遇之艰，所履之险，所守之穷，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唐鉴撰《王而农先生全集叙》，《船山全书》第16册第407页）直到晚年，疾病缠身，他在其众多诗词中，亦每每表达其忧国忧民之情、怀念故国之心。如“披衣视良夜，河汉已西倾。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愁不寐，情难系，梦也心魂碎”，“泪已到今残，乾坤醉梦间”，更呼喊出“空惭愧、喷热血，心肝摘出从人卖”。他病逝前的一首绝笔诗写道：“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是酬清夜,人间一字无。”唐鉴撰邗江王氏五修族谱中的夫之传评价船山“明得丧亡之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跡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渠逆莫之能慑，嵚崎莫之能踬，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船山全书》第16册第544页）

         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中国近现代许多学者、文人、政治家、改革者。杨昌济说：“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受制於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杨昌济《达话斋日记》，《船山全书》第16册809页）谭嗣同对船山尊仰至极，他赞船山“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船山“膺五百之运，发斯文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前绝古”。他后来为变法慷慨献身，也说明他深受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说：“船山以不忍薙发之耻，颠顿竄伏于山谷数十年如一日，空前绝俗之行也。盖以身教，教之大者也。”“船山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诸作，痛叹于黄族文弱之病，其伤心如见也。”“史识卓绝于千古，其价值至今乃大显。”（《船山全书》第16册，729、735页）柳亚子诗赞船山：“七尺从天乞活埋，中兴辛苦待姜斋。”“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立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船山全书》第16册857页）连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也用船山精神激励国人：“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号召“奉先烈遗志，报九世之仇” （仝上，第858页）陈独秀更直接赞扬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我们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

       正如船山学专家王兴国先生在他的《王船山与中国近现代》一文中指出的，船山思想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时期“不仅起了为当时政治斗争服务的作用，而且整整地影响教育了一代青年”，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极大地激发了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爱国主义热忱”。

       著名中国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说：“船山之学，涵淹六经，传注无遗，会通心理”，“中国的传统学术大都通过他的思维活动而有所发展。他的方法是批判的。”（侯外庐《船山学案》）船山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四书训义》）正是这种大胆怀疑，深入思考的精神，才敢于把老庄和法相诸书与六经同时注解，进行“深求”与“裁成”。在学术上，他的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是全面的，最重要和突出的表现在：

       首先在哲学上，他把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推向了最高峰。“他从唯物论的观点给宋明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其中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哲学的发展，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恢复并推进了北宋中期的唯物论世界观。他在哲学上的成就是光辉的、伟大的。”（张岱年《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他在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与事物的规律性等问题上提出了深刻精辟的理论。在自然观上他把张载的元气本体论发挥得十分完善，提出宇宙是由物质元气构成的物质实体，批判了佛老唯心主义，清祘了主张有超越于气之上的“理”的理学唯心主义，提出了接近于“物质”的科学抽象的范畴：“实有”。唯物主义解决了“理”“气”关系，“道”“器”关系，批判、否定了程朱超越气之上的理和“悬道于器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维持数百年的理学唯心主义的权威。他“颠倒了理学的头足，理学的外表虽然在他的言论中存在，而其内容则洗刷干净了。”（侯外庐）在辩证法思想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关于阴阳二气对立统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絪缊学说和“一物两体”的思想，提出了“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由于阴阳的对立统一而引起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故变化日新”。看到了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这一深刻的思想。“非阴阳判离，各自孽生其类。故独阴不成，孤阳不生。”（《正蒙注太和篇》）在这个问题上船山哲学的深刻和创新之处还在于他由阴阳的对立统一得出了类似我们现代所说的运动是物质世界的属性，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结论。他指出，“动静所生之阴阳”，“乃固有之蕴，其絪縕充满在动静之先。动静者即此阴阳之动静”（仝上）指出“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周易外传震》）解释了阴阳矛盾运动是客观世界发展变化之源泉。他还指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 动不舍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也。”（《思问录外篇》）辩证地解释了动静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客观世界永远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变化日新”、“推故而别致其新”这种充满生机的创造性的理论主张。虽然他的变化发展观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有了“突如其来”类似“突变”的思想，但仍受着均衡论的影响，还不可能达到事物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所谓 “质”的移行）这样的认识，那也是了不起的令人赞叹的突破了。在认识论上，船山批驳了道学中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认识的发生需要三个条件。他说，“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一》）就是说认识的发生需要有人的感官（形）及人的精神思维（神），以及被认识的物。三者联系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生认识。这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命题。他还认为认识的方法有两种：“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尚书引义卷二》）。一种方法是“格物”；另一种方法是“致知”，两种方法互相补充，但各有偏重。他说的这两种方法，已涉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但他没有把它们作为认识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分割对立起来，这是他认识论中的缺陷。在认识论上船山最突出的重要贡献是知行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中国哲学史上，心学主张“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后”；理学主张“先知后行”。王夫之认为这两者都是错误的。他认为应该是“行先知后”，行可以包括知，知不可以包括行。“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痛斥“离行以为知”。知行问题，实际上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王船山批驳了心学和理学的错误理论，比较正确的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行先知后”强调了实践的重要，认识从实践中来，从实践开始，知和行是既区别又有联系的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知行有别，内容不一样，功用各不同，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知行是统一的，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强调实行，反对空谈，强调知必须由行来检验，“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原则的区别，是任何知行学说所未能达到的。

船山在理论上的创新还突出反映在他的政治历史观上。他在其《黄书》《噩梦》《读通鉴论》等著作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对中国历代史学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王霸分期论”，反对以符瑞谶纬附会的所谓王道的历史，批评五德三统之说是邪说妖妄，认为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什么专制主义的正统，因为“天下非一人之私”，抨击唐宋以来的历史理论为类似锱黄之流。史学家们认为，他的批判有战斗性，历史理论的建树上有大的贡献，他的史学创见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船山全书》第16册，1224页）虽然还有许多历史局限，但所取得的创新成就还是不可否认的。在政治观上，他通过探讨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其政治腐败是其覆灭的深刻原因，从而提出了“因时之极弊而补之”的政治思想，其主要思想是：主张相对君权论，反对绝对君权论。他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晋帝三》）“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船山全书》第12册519页）他反对君主擅权，主张适当分权。主张对那些不能“保其类”、“卫其群”的君主，“可禅、可继、可革”。（《黄书·原极》，《船山全书》第12册503页）势之必然就是理，“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哲宗一》《船山全书》第11册177页）不能把理和势割裂开来，而应将理与势“作一合说”，也就是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这种理势观与他的自然进化论正是他历史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反对那种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退化论，认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进化的，批评了北宋邵雍的历史按“道、德、功、力”四会程序而退化的学说，他的批判都是以他的进化观点为依据的。

       此外，船山在其它领域如经济、教育、文学等都有许多创新思想，如经济上应鼓励人民生产自谋，“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养人”（《读通鉴论卷十九》《船山全书》第十册710页），主张土地私有，反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等，在教育方面他提出了学思相资，以“心思”为主和“行可统知”，以“行”为基础的教育学理论，并始终贯穿着反对民族压迫，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思想；在文艺思想上，他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现实性，强调文学创作要以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源于生活”。我很赞成马积高先生的评价：“船山的文学理论同我国历史上任何文学家的理论和创作都有原则的区别，他们都没有像船山这样注重道德情操和思想动机……都没有像船山这样，要求文学作品既能‘荡情’又要‘约志’。他决不把个人的私欲和个人得失带到文学批评和创作中去，而总是用自己所认为的崇高的或美好的道德情操去感染读者，诱导读者。”（马积高《论王船山的楚辞学及其辞赋》、《船山全书》第16册1403-1404页）我仔细阅读了船山的诗文集，非常震撼。诗文之丰富、文词之优美，体裁之多样、篇幅之浩瀚……足可以称之为诗词之大家，充分表达了船山的崇高而美好的道德情操，丰富而纯真的思想情感，体现了船山的文学理念。可惜我们过去对此宣传甚少。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勇于批判继承，敢于开拓创新是船山思想的可贵之处，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之精神，不顾“得罪于先儒”，不受传统的束缚，“推故而致其新”，“学愈博而思愈远”，从而达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新高峰。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要的内容，“大力弘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不畏挫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正是现在所提倡的。

         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船山一生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是在极其凶险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极为困难生活境况中，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努力奋斗所取得的，体现了他顽强拼搏，死而后已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风范。

        在其政治生涯中先后经历了诸如为救父亲自伤身体、起兵抗清失败，弹劾奸臣险遭杀身之祸、躲避孙可望、吴三桂之邀等一系列坎坷、凶险的事件，始终坚守气节，临危不惧，实践了他的“行与世违，言骇众听”“历乎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不为世所倾倒”，“饥寒不能免，将何如？” “蹈手刀锯鼎镬之下，将何如？”的豪言，充分体现了他的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陈独秀曾感叹；“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经历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先生最后避乱於湘西的石船山下，“终不与世相闻”，穷居四十八年，潜心治学著述，成就了一代学术大师。我们从船山的姜斋文集、王敔的《湘西草堂记》《大行府君行述》及其它有关船山的传记、文稿中，可以看到船山是在怎样一种艰难的生活境况中完成他的学术伟业的。

据王敔《湘西草堂记》述，船山的住所，“初造小室，名之曰败叶庐，蓬檐竹牖、植木九柱，编篾为壁。次筑观生居，在茱萸堂上，易以茅堵窗楹，少容几仗。越十二年，再徙于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两里许,仍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其时，“火灾蚁蚀之害，其震惊怵惕者不一次也。”（《船山全书》第16册522页）说明船山在世时其居所，还是相当简陋的。蓬檐竹牖，篾壁茅堵，只能草避风雨。令人感慨的是，先生所写《勘破窗纸者爰书》一文写道：“北窗久破，夜风袭枕，辄新糊之，逋逾夕而风自若，童子告曰：‘是复破矣’。起而视之，乃锋刃之所触也。棂间无一全者。谁为之哉？莫知其人，爰书以责之”船山给其定了十罪：毁人成器，与盗同营、包藏祸心等，认为是居心叵测，非关儿戏，讵异贼心。本已寒窗还遭恶人损毁，定其十罪，足见船山的切肤之痛。但也只有文字挞伐，无奈之至。他在《刈草辞》一文中说，“片畦自安，蔓草蓊然，益以秋雨丰茂特甚。咫尺之间，无堪举足，百步之外，又当何如也！”可见其院子杂草丛生，竟无力为之割除。与前“破窗”一文联系，足见船山那时生活环境之艰苦。夫之在《船山记》这篇短文中，自喻“顽石”。文章篇首即写“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湘西草堂即建于此处。这里是“平芜不足以幽”、“良禽过而不栖”、“旷百世而不知琴书之号”的荒凉不毛之地，然船山在此寒暑十七年，穷老荒山，耿介不阿，“壁立万仞，只争一线”，抱着孤独之情，笑面人生，“仰而无憾者，俯而无愁，是宜得林峦之美以荫之”，在这里，可以“尝心”、“咏志”、“望道”、“怀贞”，而与顽石“有侣”、“有知”、“有谋”、“有辅”，遥感相应，长歌互答。他这种既艰苦又乐观的精神，令人敬佩，充分体现了船山的“顽石”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

        他常对家人说，“我家穷”。据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记述，家中“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者无几焉。”这就是为何船山著作多在民间保存，未及时面世的一个原因。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当时船山生活之贫困。冯友兰先生曾说，船山著作长期埋没于深山中，这是不幸，然又是大幸，如当时就面世，必将受到清朝庭的剿灭，家族也将蒙难，直到清末才刊行，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武器，这也是大幸。（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船山全书》第16册，1132页）

         船山家穷，其父在时即是“食无兼味，饭止一盂。饮酒不见酒容”、“生平未尝败一陶器”、“所居一室，净几恶壁，萧然无长物”，生活极为节简。家教之严，家风之淳正是船山家族之传统。所定之家规，子孙“莫敢不然”，有如“雷霆加于顶，冰雪浃于背”。在其家风家教中，夫之首先要求子孙要“立志”，“人苟有志，生死以之，性亦自定”，而“立志之始，在脱习气”，志要专一，不专一“直谓之无志”，“志正则无不可用，志不持则无一可用。（《俟解》）”“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则人何以异于禽哉。”（《思问录外篇》）强调“好学”、“力行”，“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要有为脱俗，飞高致远，做人不沾俗气，不随波逐流，不许子孙“令习博簺击毬，游侠劣技”；（《示姪孙生藩》）立家戒，不许借婚丧嫁娶受人钱财，不许立坛祀山跳神等；强调要与人为善，“为善最乐，则见人为善之乐亦可知矣。（《苏太君寿孝说》）”提倡“孝为先”，“孝为万字之本，识得此字，六经总括在内”（《示姪我文》）夫之的一生也最能体现他为孝之楷模，为“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船山一生为人慈祥，生活俭朴，他说：“慈也、俭也、简也，三者于道贵矣。”（《宋论》）“简者，宽仁之体也”（《读通鉴论》），不许贪钱财，置田宅。夫之父亲说，“安有儒素而求田间舍者，且贪之媒而祸之始也。”（《家世节录》）夫之要求晚辈们互助互爱，和睦相处，不能骨肉之间相凌相忌；要光明正大，宽柔慈厚。（《丙寅岁寄弟姪》）所有这些，夫之都是一家之典范。他为救父亲，先把其兄藏匿，自伤其身独自前往；他为其兄所作的《孤鸿赋》，感人至深地抒发了他和其兄的亲情，对其兄的尊敬、爱戴，如赋中：“响萩岸而同栖，忘惊涛之屡簸”、“天海虽迷，悲欢犹丰”、“互梳翎以好修，誓千秋于明旦”，“鸿迹已远，余哀未卸……”。船山逝世前，交待家人，不许为他大办丧事，以后祭祀也要从简，只需烧些许纸钱。后人也是按此办理的。我拜谒先祖墓时，亲眼所见，墓地如此简朴，三座并排土丘坟茔，与湖南本地风俗丝毫无异，再普通不过了。船山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品德，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最后我想引述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他说，船山“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他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始终保持着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他相当彻底地摆脱了庸俗的习气，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怀抱着民族复兴的深切愿望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顽强地奋斗，决不屈服于环境和外界的压力。他为什么钻研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对许多问题想得那么深？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这种思想，鞭策他朝乾夕惕，勇于探索，不断前进。”“我们对王船山在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应当高度的重视。”（张岱年《王船山的历史地位》，《船山全书》第16册1289页）

         

主要参考文献：

1.《船山全书》第15、16册（岳麓书社出版）

2.《王船山诗文集》（上、下册）（中华书局出版)

3. 朱迪光：《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4.王兴国《船山与船山学研究文集》（上、下）（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